近代四大高僧【最新3篇】

近代四大高僧 篇一

近代四大高僧是指20世纪初至中期，中国佛教界的四位杰出高僧，分别是智顗、一行、怀海和德岳。这四位高僧在佛教教义的传承、弘扬和佛教文化的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，被誉为佛教界的伟大人物。

智顗（1880-1962）是近代中国佛教教育的重要人物，被尊称为“佛陀后裔”。他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，尤其是在教育方面。智顗曾创建了中国佛教教育的重要机构——上海佛学院，并亲自担任了该院的院长。他致力于佛教教义的研究和传播，为佛教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
一行（1879-1942）是近代中国佛教界的杰出人物之一，他是中国佛教的宗教改革家。一行主张以“现代化”的方式推动佛教的发展，他提倡佛教与现代科学相结合，将佛教教义与现代理论相融合，以此吸引更多的人接受佛教。一行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，为贫困人群提供帮助，被誉为“近代佛教的伟大人物”。

怀海（1879-1963）是近代中国佛教界的杰出人物之一，他是一位卓越的佛教思想家和文化学者。怀海致力于佛教思想的研究和传承，他的作品涉及佛教教义、佛教哲学、佛教文化等多个领域。怀海的学术成就不仅对中国佛教界具有重要影响，也对世界佛教研究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德岳（1889-1957）是近代中国佛教界的杰出人物之一，他是中国佛教的宗教领袖和佛教文化的推动者。德岳倡导“三教合一”的理念，即佛教、道教、儒教相互融合，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。他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，为社会和谐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近代四大高僧的思想和贡献不仅影响了中国佛教界，也对世界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。他们通过研究佛教教义、弘扬佛教文化和参与社会公益事业，为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，成为中国佛教界的瑰宝。

近代四大高僧 篇二

近代四大高僧是中国佛教界的重要人物，他们在佛教教义的传承和佛教文化的发展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，被誉为佛教界的伟大人物。

智顗、一行、怀海和德岳是近代佛教界的杰出代表，他们各自在佛教教育、宗教改革、佛教思想研究和佛教文化传承等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。

智顗是近代中国佛教教育的重要人物。他创建了上海佛学院，致力于佛教教义的研究和传播。他的努力为中国佛教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，为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佛教学者和僧人。

一行是中国佛教的宗教改革家。他主张以“现代化”的方式推动佛教的发展，将佛教教义与现代理论相融合，吸引了更多人接受佛教。他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，为贫困人群提供帮助，为社会和谐做出了贡献。

怀海是一位卓越的佛教思想家和文化学者。他致力于佛教思想的研究和传承，他的学术成就不仅对中国佛教界具有重要影响，也对世界佛教研究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德岳是中国佛教的宗教领袖和佛教文化的推动者。他倡导“三教合一”的理念，致力于佛教、道教、儒教的融合，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。他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，为社会和谐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近代四大高僧的思想和贡献对中国佛教界具有重要意义。他们通过研究佛教教义、弘扬佛教文化和参与社会公益事业，为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，成为中国佛教界的瑰宝。他们的精神和智慧将继续影响和激励着后人，推动佛教文化的传承和发展。

近代四大高僧 篇三

近代四大高僧

　　弘一虚云，太虚印光。这便是近代四大高僧。小面和小编一起来详细了解。

　　弘一大师(1880～1942)

　　弘一，俗姓李，幼名文涛，又名广平，字叔同，别号息霜，法名演音，别号晚晴老人。原籍浙江平湖，生于天津。早年就学上海南洋公学，从蔡元培受业。擅长书画、篆刻、工诗词。1905年留学日本，入东京美术学校从黑田清辉学西洋画，旁及音乐、戏曲，造诣甚深。1907年，他与曾孝谷等创“春柳社”于东京，主演“茶花女”，又主编《音乐小杂志》。1910年回国，初任上海《太平洋报画报》编辑，加入柳亚子发起的南社。继至杭州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图画和音乐教师。1918年舍俗出家于杭州虎跑定慧寺，同年受戒于灵隐寺。常往来于嘉兴、上海、温州等地，并闭关著述。1928年入闽，常居厦门南普陀及泉州承天、开元等寺。弘扬南山戒律，曾创设“南山律学院”，并提出念佛不忘救国，救国不忘念佛的主张。卒于泉州温陵养老院。后人为了纪念他，在泉州清源山和杭州虎跑寺分别建塔和设纪念堂。主要著作有《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》、《南山律在家备览要略》及《佛学丛刊》、《护生画集》等。音乐作品有《中文名歌五十曲》、《李叔同所作歌曲》、《三宝歌》、《清凉歌》等。

　　虚云大师(1873～1959)

　　虚云，俗姓肖，名古岩，又名演初，字德清，自号虚云、幻游，祖籍湖南湘乡，出生于福建泉州。曾主持真如寺的修复工作。

　　虚云出生仕宦之家，父亲肖玉堂官至泉州知府，望子成龙，要他学八股文，以求仕进。但虚云自

幼性情恬淡，爱读儒籍佛典，其志不在功名。父亲利用种种办法都未能逼他就范。光绪十七年(1891年)，突然潜逃出家，被父探知，勒令回家，越二年，他又逃至鼓山涌泉寺剃度，拜妙莲和尚为师。随即隐居岩洞，持头陀行，静心观坐三年。然后离寺云游，先后在浙、苏、皖一带名山大寺，学经参禅。曾在江宁会见著名佛学杨仁山居士。光绪二十六年，虚云从普陀山步行北上，到达北京时，恰遇义和团运动爆发，八国联军进攻北京，他随西太后、光绪皇帝逃亡队伍西行，出长城，赴陕西，途中结识了许多王公大臣。抵西安后，转赴终南山，结庐狮子岩下，改号虚云。光绪二十八年，虚云游四方、朝拜峨眉，经西藏入西康，转入云南鸡脚山。鸡脚山是历史上的佛教重地，这时，只剩下十余处破庙，且不容外来和尚挂单，虚云无处落脚。后来，通过大理提督张松林向当地知县推荐，方在鸡脚山找到一座破庙——钵盂庵住下来，进行宗教活动。此年，他将钵盂庵改为迎祥寺，接纳四方僧众，募捐兴修寺庙。光绪三十年，他出国云游，至逻罗(今泰国)、南洋(即东南亚)一带讲经说法，皈依(佛教称身心皈向佛、法、僧)达数万人。又前往日本参观佛教，途经吉隆坡，得滇中来信，说：“官府兴办新政，遍提寺产”，请他设法挽救。光绪三十二年，虚云便转道上海，请寄禅(敬安)和尚一同赴北京上诉。抵京后，得到当年结识的王公权贵支持，获得一道保护寺庙的“上喻”(即通告)，云：此后“着各督饬抚令地方官，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财产，一律由地方官保护。”从此各地不再提寺产了。事后，虚云仍继续留京活动，为云南寺庙请龙藏(清廷内务府刊印的佛经)。经肃亲王善耆等发起奏请，于同年七月降旨将迎祥寺赐名“护国祝圣禅寺”、赐虚云为“佛慈洪法大师”，又赐“紫衣钵具”、“玉印”、“锡杖如意”、銮驾全幅“。至此，虚云身价百倍，声誉大振。

　　1911年(宣统三年)，为团结佛教徒，保护寺院，斡旋沪佛教会与宁大同会的对峙，虚云出滇至沪。接着，与寄禅和尚赴南京晋见孙中山，议定修改佛教会会章，取消各地自立之名目诸事宜。同年四月，因政府更迭，在见过孙中山之后，又前往北京去见袁世凯。在上海改组中国佛教会，成立中华佛教总会。会后，虚云回到云南，晤蔡锷，组织滇黔、滇、藏的佛教支部，并亲襄其务。在新的“大护法”保护下，祝圣寺的香火依然十分兴旺。1912年，民国成立，出现逐僧毁寺风潮。滇军师长李根源亲自督军上山，准备逐僧毁寺，指名捉拿虚云。虚云只身往见李根源。李问：“佛教何用?”虚云答：“自古立国皆议国教并化，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，惟教能治心。心为万物之本，本得其正，何心之不治?”他非常明白宗教对于统治者的功用，几经辩论，终于折服了李根源。

　　1920年，虚云应云南督军唐继尧的邀请，前往昆明，重修西山华亭寺，施工中掘出“云楼”古碑，遂将华亭寺更名云栖寺。他按古碑记载，庙产数字，由唐继尧出告示，用低价将数百亩田地及方圆数十里的山场勒赎归寺，引起民众怨愤。他在财产到手之后，又举办慈善事业来笼络民

　　1929年，虚云应闽籍国民官僚林森、杨树庄的邀请，赴福州涌泉寺任住持(僧寺之主)。初为众僧说戒五十三天，继则改革寺中旧习，再则着手整理道风，兴肃禅堂与念佛堂、恢复复节打七，春末傅戒之禅规。在这个基础上，修建楼、堂、阁、寮、院、庵、洞等十多处，创办学戒堂，后改为佛学院，以福建省主席杨树庄为名誉院长，虚云自任院长，培训年青僧徒。杨树庄之母拜虚云为师，杨及闽籍不少官僚便成为虚云的大护法。涌泉寺藏有明清以来大量经板，虚云聘请观本和尚进行整理，编成《鼓山藏经目录》，刊刻面世。1933年，福建爆发战争，省内寺庙大多停止留单，僧人无食宿所，惟鼓山仍留海单，云游僧人多至逾千。虚云为此多方操劳，竭力维持一粥一饭。

　　1934年，应李汉魂将军之请，赴广东曲江主持重修南华寺。南华寺是禅宗六祖慧能的道场。此时已破败不堪。虚云提出四个条件，其中第四条为：“所有出入资财、清理产业，交涉诉讼筹事，全由施主负责。”这条要求概括了他多年来的经验，即依仗反动统治者的势力，扩张佛教势力。李汉魂应允后，当面募集数十万金，待各项筹备工作就绪后，即请当局派人履勘画界，将界内“寺产”，无契没收，有契贱赎。在收回无尽庵时，驱逐住户，致使二十余户贫民无家可归。1935年秋，虚云由彭山到曲江主持修建，用警察赶走了庙内的居民，亲自监督工匠兴修。历时十年，总计兴建殿堂243楹，新修塑大小佛像690尊，使该寺成为广东规模最大的佛教圣地，不久，即举行千佛大戒，受戒者数百人，吸引了广州和港澳的大批富豪前往观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