染雾何谓四书五经 篇一
四书五经是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总称，它们记录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。四书包括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，五经包括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易》和《春秋》。这些经典著作被视为儒家经典，对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《大学》是《礼记》的一部分，它主要阐述了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准则。《大学》强调了修身的重要性，认为个人修身可以带来家庭的和睦、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繁荣。它提倡的“格物致知”思想，强调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和追求真理的重要性。
《中庸》是孔子的言行录，它主要强调了中庸之道的重要性。中庸之道是指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平衡和适度的态度。《中庸》认为，只有在保持中庸之道的基础上，才能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。
《论语》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记录，它主要介绍了孔子的思想和教育理念。《论语》强调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准则，并提倡尊重和孝顺长辈，关心和帮助他人，以及追求知识和修养。
《孟子》是孟子的学说总结，它主要强调了人性的善良和天道的重要性。《孟子》认为，人性本善，只有通过教育和修养，才能使人性得到发展和完善。它提倡的“养心”思想，强调了修养心性和追求道德的重要性。
五经包括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易》和《春秋》，它们记录了中国古代的历史、文化和宗教信仰。《诗经》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，它包括了各种不同风格和主题的诗歌，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生活和思想。《尚书》是中国最早的历史记录，它主要介绍了周朝的历史和政治制度。《礼记》是中国古代的礼仪文化总结，它主要介绍了各种仪式和礼仪的内容和意义。《周易》是一本卜筮经典，它主要介绍了通过卜筮来预测吉凶和指导行动的方法。《春秋》是孔子的一部编年史，它主要介绍了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和战争情况。
四书五经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，它们不仅反映了古代思想和文化的丰富多样性，也对后世的文化传承和价值观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通过研读四书五经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，同时也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和启示，指导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。
何谓四书五经 篇二
四书五经是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总称，它们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四书包括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，五经包括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易》和《春秋》。这些经典著作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深远的影响力而闻名于世。
四书五经中的《大学》是儒家经典之一，它是《礼记》中的一篇。《大学》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准则，它提倡追求真理和实践公正，以达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稳定。
《中庸》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，它主要强调中庸之道的重要性。中庸之道是指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平衡和适度的态度。《中庸》认为，只有在保持中庸之道的基础上，才能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。
《论语》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记录，它主要介绍了孔子的思想和教育理念。《论语》强调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准则，并提倡尊重和孝顺长辈，关心和帮助他人，以及追求知识和修养。
《孟子》是孟子的学说总结，它主要强调了人性的善良和天道的重要性。《孟子》认为，人性本善，只有通过教育和修养，才能使人性得到发展和完善。它提倡的“养心”思想，强调了修养心性和追求道德的重要性。
五经包括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易》和《春秋》，它们记录了中国古代的历史、文化和宗教信仰。《诗经》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，它包括了各种不同风格和主题的诗歌，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生活和思想。《尚书》是中国最早的历史记录，它主要介绍了周朝的历史和政治制度。《礼记》是中国古代的礼仪文化总结，它主要介绍了各种仪式和礼仪的内容和意义。《周易》是一本卜筮经典，它主要介绍了通过卜筮来预测吉凶和指导行动的方法。《春秋》是孔子的一部编年史，它主要介绍了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和战争情况。
四书五经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，它们承载了丰富的思想和智慧，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和影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通过学习和研究四书五经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，同时也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和启示，指导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。
何谓四书五经 篇三
“四书五经”是“四书”和“五经”的合称，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书籍。南宋学者朱熹将《礼记》中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，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合为“四书”。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人物曾参、子思、孔子、孟子，所以称为“四子书”(也称“四子”)，简称为“四书”。之后各朝皆以“四书”列为科举考试范围，因而造就“四书”独特的地位。甚至宋朝以后“四书”已凌驾于“五经”的地位。
“五经”是指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易》、《春秋》，简称为“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”，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，还有一本《乐经》，合称“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”，但后来亡于秦末战火，只剩下“五经”。“四书五经”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，儒生学子的必读书。汉唐是“五经”时代，宋后是“四书”时代。“四书五经”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，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。
道在大学
【原文】
大学?①之道②，在明明德③，在亲民④，在止⑤于至善?⑥。
【注释】
①大学：“大学”一词在古代有两种含义：一是“博学”的意思，二是相对于小学而言的“大人之学”。在我国古代，“人生八岁，则自王公以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如小学”，学习“洒扫、应对、进退”等礼节和“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”等文化基础知识;十五岁入大学，学习伦理、政治、哲学等“穷理、正心、修己、治人”的学问。小学偏重于掌握文字知识，而大学则教授穷理、正心、修己、治人之道。所以，后一种含义其实也和前一种含义有相通的地方，同样有“博学”的意思。
②道：“道”的本义是道路，引申为规律、原则等，在中国古代哲学、政治学里，也指宇宙万物的本原、个体，一定的政治观或思想体系等，在不同的上下文环境里有不同的意思。
③明明德：前一个“明”作动词，有使动的意味，即“使彰明”，也就是发扬、弘扬的意思。后一个“明”作形容词，明德也就是光明正大的品德。
④亲民：根据后面的“传”文，“亲”应为“新”，即革新、弃旧图新。亲民，也就是新民，使人弃旧图新、去恶从善。
⑤止：知道目标所在。
⑥至善：善的最高境界。至，极，最。
【经典原意】
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，在于能够使人弃旧图新，在于使人达到完美无缺的最高境界。
【当代阐释】
至善最美
如沐春风，畅淋喜雨。美在人间，美在你我的心中。发扬美德是大学之道的根本原则;新民是个根本任务;止于至善是根本目的。原则、任务、目的构成大学之道的三大纲领。不管是对人对己皆以至善为最高目标。明德也好，新民也罢，都是为了达到“至善”的目的，这样才能平治天下。在后现代的今天更需要用善心来融化被物质麻木的冰冷，更需要追求人生的诗意来放松疲惫的心灵。
扩展资料：
一、四书
朱熹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，其中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的注释称为“章句”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的注 释因为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，所以称为“集注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 朱熹所编定的《四书》次序本来是《大学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中庸》，是按照由浅入深进修的顺序排列的。后人因为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的篇幅较短，为了刻写出版的方便，而把《中庸》提到《论语》之前，成了前年通行的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顺序。
由于朱熹注释的《四书》既融会了前人的学说，又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，切于世用；又由于以程颢、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“程朱理学”地位的日益上升，所以，朱熹死后，朝廷便将他所编定注释的《四书》审定为官书，从此盛行起来，到元代延佑年间（1314年—1320年）恢复科举考试，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《四书》之内。明、清沿袭元制，衍出“八股文”考试制度，题目也都是出自朱注《四书》。《四书》不仅是儒学经典，还是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。在近代，《四书》还被编入小学、中学教科书。
《大学》
《大学》原本是《礼记》中一篇，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。传为孔子弟子曾参（前505年—前434年）作。自唐代韩愈、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《大学》（与《中庸》），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，甚至称“《大学》，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”，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，便把《大学》从《礼记》中抽出来，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中庸》并列，到朱熹撰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时，便成了《四书》之一。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，《大学》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，是儒家学派的入门读物。所以，朱熹把它列为“四书”之首。
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，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，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其本乱而末治者，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此谓知本，此谓知之至也。
所谓诚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谓自谦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小人闲居为不善，无所不至，见君子而后厌然，拚其不善，而著其善。人之视己，如见其肝肺然，则何益矣。此谓诚于中形于外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曾子曰：“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其严乎！”富润屋，德润身，心广体胖，故君子必诚其意。诗云：“瞻彼淇澳，绿竹猗猗，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瑟兮僩兮，赫兮喧兮，有斐君子，终不可煊兮。”如切如磋者，道学也；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；瑟兮僩兮者，恂栗也；赫兮喧兮者，威仪也；有斐君子，终不可煊兮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诗云：“于戏！前王不忘。”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，此以没世不忘也。康诰曰：“克明德。”大甲曰：“顾是天之明命。”帝典曰：“克明峻德。”皆自明也。汤之盘铭曰：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”康诰曰：“作新民。”诗云：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”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。诗云：“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”诗云：“缗蛮黄鸟，止于丘隅。”子曰：“于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鸟乎？”诗云：“穆穆文王，于缉熙敬止。”为人君，止于仁，为人臣，止于敬，为人子，止于孝，为人父，止于慈，与国人交，止于信。子曰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！”无情者不得尽其辞，大畏民志，此谓知本。
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忿惕则不得其正，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，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，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，此谓修身在正其心。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，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，之其所贱恶而辟焉，之其所敬畏而辟焉，之其所哀矜而辟焉，之其所敖惰而辟焉，故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鲜矣。故谚有之曰：“人莫之其子之恶，莫知其苗之硕。”此谓身不修，不可以齐其家。
所谓治国必齐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，而能教人者无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。孝者，所以事君也；弟者，所以事长也；慈者，所以使众也。康诰曰：“如保赤子。”心诚求之，虽不中，不远矣。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。一家仁，一国兴仁；一家让，一国兴让；一人贪戾，一国作乱，其机如此。此谓一言贲事，一人定国。尧舜率天下以仁，而民从之；桀纣率天下以暴，而民从之。其所令，反其所好，而民不从。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故治国在齐其家。诗云：“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”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。诗云：“宜兄宜弟。”宜兄宜弟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诗云：“其仪不忒，正是四国。”其为父子兄弟足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此谓治国在齐其家。
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，上老老而民兴孝，上长长而民兴弟，上恤孤而民不倍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所恶于上，毋以使下；所恶于下，毋以事上；所恶于前，毋以先后；所恶于后，毋以从前；所恶于右，毋以交于左；所恶于左，毋以交于右，此之谓挈矩之道。诗云：“乐只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”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。诗云：“节彼南山，维石岩岩，赫赫师尹，民具尔瞻。”有国者不可以不慎，辟则为天下僇矣。诗云：“殷之未丧师，克配上帝，仪监于殷，峻命不易。”道得众，则得国；失众，则失国。是故君子先慎乎德，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财，有财此有用。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。外本内末，争民施夺。是故财聚则民散，财散则民聚。是故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；货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。康诰曰：“唯命不于常。”道善则得之，不善则失之矣。楚书曰：“楚国无以为宝，惟善以为宝。”舅犯曰：“亡人无以为宝，仁亲为宝。”
《秦誓》曰：“若有一介臣，断断兮无他技，其心休休焉，其为有容焉。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；人之彦圣，其心好之，不啻若自其口出。实能容之，以能保我子孙黎民，尚亦有利哉！人之有技，媢嫉以恶之，人之彦圣，而违之俾不通。实不能容，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，亦曰殆哉！”唯仁人放流之，迸诸四夷，不与同中国。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，能恶人。见贤而不能举，举而不能先，命也。见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远，过也。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，是谓拂人之性，菑必逮夫身。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骄泰以失之。生财有大道，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，为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则财恒足矣。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。未有上好仁，而下不好义者也；未有好义，其事不终者也，未有府库财，非其财者也。孟献子曰：“畜马乘，不察于鸡豚；伐冰之家，不畜牛羊；百乘之家，不畜聚敛之臣。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。”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长国家而务财用者，必自小人矣，彼为善之。小人之使为国家，菑害并至，虽有善者，亦无如之何矣。此谓国家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
《中庸》
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，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（前483年－前402年）之手，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称“子思作《中庸》”。自唐代韩愈、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《中庸》（与《大学》），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，甚至认为《中庸》是“孔门传收授心法”，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，便把《中庸》从《礼记》中抽出来，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并列，到朱熹撰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时，便成了《四书》之一。从《中庸》和《孟子》的基本观点来看，也大体上相同的。不过，现存的《中庸》，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，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。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《大学》，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，而是撮取文章
子路问强。子曰：“南方之强与，北方之强与，抑而强与？宽柔以教，不报无道，南方之强也，君子居之。衽金革，死而不厌，北方之强也，而强者居之。故君子和而不流，强哉矫！中立而不倚，强哉矫！国有道，不变塞焉，强哉矫！国无道，至死不变，强哉矫！
子曰：素隐行怪，后世有述焉，吾弗为之矣。君子遵道而行，半途而废，吾弗能已矣。君子依乎中庸，遁世不见知而不悔，唯圣者能之。
君子之道费而隐，夫妇之愚，可以与知焉，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；夫妇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，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天地之大也，人犹有所憾，故君子语大，天下莫能载焉，语小，天下莫能破焉。诗云：鸢飞戾天，鱼跃于渊。言其上下察也。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妇，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
子曰：道不远人，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。诗云：伐柯伐柯，其则不远。执柯以伐柯，睨而视之，犹以为远。故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。忠恕违道不远。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。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。所求乎子，以事父，未能也；所求乎臣，以事君，未能也；所求乎弟，以事兄，未能也；所求乎朋友，先施之，未能也。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谨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。有余不敢尽，言顾行，行顾言，君子胡不造造尔。
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愿乎其外。素富贵行乎富贵，素贫贱行乎贫贱，素夷狄行乎夷狄，素患难行乎患难。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。在上位不陵下，在下位不援上，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，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故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险以侥幸。子曰：射有似乎君子，失诸正皓，反求诸身。
君子之道，譬如行远，必自迩；譬如登高，必自卑。诗曰：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，兄弟既翕，和乐且耽。宜尔室家，宜尔妻孥。
子曰：鬼神之为德，其盛矣乎。视之而弗见，听之而弗闻，体物而不可遗。使天下之人，齐明盛服，以承祭祀。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诗曰：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吲可射思。夫微之显，诚之不可拚如此夫。
子曰：舜其大孝也与。德为圣人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宗庙飨之，子孙保之。故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禄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寿。故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才而笃焉。故栽者培之，倾则覆之。诗曰：嘉乐君子，宪宪令德，宜民宜人，受禄于天，保佑命之，自天申之。
子曰：无忧者其唯文王乎。以王季为父，以武王为子，父作之，子述之。武王攒大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绪，壹戎衣而有天下，身不失天下之显名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宗庙飨之，子孙保之。武王末受命，周公成文武之德，追王大王、王季，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。斯礼也，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。父为大夫，子为士，葬以大夫，祭以士；父为士，子为大夫，葬以士，祭以大夫。期之丧，达乎大夫；三年之丧，达乎天子；父母之丧，无贵贱，一也。
子曰：武王、周公其达孝矣乎。夫孝者，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者也。春秋，修其祖庙，陈其宗器，设其裳衣，荐其时食。祖庙之礼，所以序昭穆也。序爵，所以辨贵贱也；序事，所以辨贤也；旅酬下为上，所以逮贱也；燕毛，所以序齿也。践其位，行其礼，奏其乐，敬其所尊，爱其所亲，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，孝之至也。郊社之礼，所以事上帝也；祖庙之礼，所以祀乎其先也。明乎郊社之礼，谛尝之义，治国，其如示诸掌乎？
哀公问政，子曰：“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其人存，则其政举。其人亡，则其政息。”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树。夫政也者，蒲庐也。故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。仁者，人也，亲亲为大。义者，宜也，尊贤为大。亲亲之杀，尊贤之等，礼所生也。在下位，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。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，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，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，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。天下之达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。曰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妇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也，五者天下之达道也。知、仁、勇三者，天下之达德也。所以行之者一也。或生而知之，或学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一也。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强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。子曰：“好学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耻近乎勇。”知斯三者，则知所以修身，知所以修身，则知所以治人，之所以治人，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。
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曰：修身也，尊贤也，亲亲也，敬大臣也，体群臣也，子庶民也，来百工也，柔远人也，怀诸侯也。修身则道立，尊贤则不惑，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，敬大臣则不眩，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，子庶民则百姓劝，来百工则财用足，柔远人则四方归之，怀诸侯则天下畏之。齐明盛服，非礼不动，所以修身也。去谗远色，贵德，所以劝贤也。尊其位，重其禄，同其好恶，所以劝亲亲也。官盛任使，所以劝大臣也。忠信重禄，所以劝士也。时使薄敛，所以劝百姓也。日省月试，既禀称事，所以劝百工也。送往迎来，嘉善而矜不能，所以柔远人也。继绝世，举废国，治乱持危，朝聘以时，厚往而薄来，所以怀诸侯也。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凡事豫则立，不豫则废。言前定则不怯，事前定则不困，行前定则不疚，道前定则不穷。在下位，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。获乎上有道，不信乎朋友，不获乎上矣。信乎朋友有道，不顺乎亲，不信乎朋友矣。顺乎亲有道，反诸身不诚，不顺乎亲矣。诚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诚乎身矣。诚者，天之道也；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诚者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圣人也。诚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者也。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有弗学，学之弗能弗措也。有弗问，问之弗知弗措也。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，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
自诚明，谓之性；自明诚，谓之教。诚则明矣，明则诚矣。
唯天下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，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，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，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
其次致曲，曲能有诚。诚则形，形则著，著则明，明则动，动则变，变则化。唯天下至诚为能化。
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。国家将兴，必有祯祥；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见乎蓍龟，动乎四体。祸福将至，善，必先知之，不善，必先知之。故至诚如神。
诚者，自成也，而道自道也。诚者物之终始，不诚无物。是故君子诚之为贵。诚者非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成己，仁也；成物，知也。性之德也，合内外之道也。故时措之宜也。
故至诚无息，不息则久，久则征，征则悠远，悠远则博厚，博厚则高明。博厚所以载物也，高明所以覆物也，悠久所以成物也。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无疆。如此者，不见而章，不动而变，无为而成。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尽也。其为物不二，则其生物不测。天地之道，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悠也，久也。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，及其无穷也，日月星辰系焉，万物覆焉。今夫地，一撮土之多，及其广厚，载华岳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泄。今夫山，一卷石之多，及其广大，草木生之，禽兽居之，宝藏兴焉。今夫水，一勺之多，及其不测，鼋鼍蛟龙鱼鳖生焉，货财殖焉。诗云：维天之命，于穆不已。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，于乎不显？文王之德之纯，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，纯亦不已。
大哉圣人之道，洋洋乎发育文王，峻极于天。优优大哉，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，待其人而后行。故曰：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。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，温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礼。是故居上不骄，为下不倍。国有道，其言足以兴，国无道，其默足以容。诗曰：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其此之谓与？
子曰：“愚而好自用，贱而好自专，生乎今之世，反乎古之道。如此者，灾及其身也。”非天子，不议礼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今天下，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。虽有其位，苟无其德，不敢作礼乐焉。虽有其德，苟无其位，亦不敢作礼乐焉。子曰：“吾说夏礼，杞不足征也；吾学殷礼，有宋存焉；吾学周礼，今用之，吾从周。”
王天下有三重焉，其寡过矣乎！上焉者，虽善无征，无征不信，不信民弗从。下焉者，虽善不尊，不尊不信，不信民弗从。故君子之道，本诸身，征诸庶民，考诸三王而不缪，建诸天地而不悖，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。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知天也；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，行而世为天下法，言而世为天下则。远之则有望，近之则不厌。诗曰：在彼无恶，在此无射，庶几夙夜，以永终誉。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誉于天下者也。
仲尼祖述养生，宪章文武，上律天时，下袭水土。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，无不覆帱；辟如四时之错行，如日月之代明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。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。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。
唯天下至圣，为能聪明睿知，足以有临也。宽裕温柔，足以有容也。发强刚毅，足以有执也。齐庄中正，足以有敬也。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别也。溥博渊泉，而时出之。溥博如天，渊泉如渊。见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说。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，施及蛮貊。舟车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队，凡有血气者，莫不尊亲。故曰配天。
唯天下至诚，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。夫焉有所倚！肫肫其仁，渊渊其渊，浩浩其天。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！
诗曰：衣锦尚炯。恶其文之著也。故君子之道，黯然而日章；小人之道，的然而日亡。君子之道，淡而不厌，简而文，温而理，知远之近，知风之自，知微之显，可与入德矣。诗云：潜虽伏矣，亦孔之昭。故君子内省不疚，无恶于志。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见乎！诗云：相在尔室，不愧屋漏。故君子不动而敬，不言而信。诗曰：奏假无言，时靡有争。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，不怒而民威于斧钺。诗曰：不显惟德，百辟其刑之。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。诗云：子怀明德，不大声以色。子曰：声色之于化民，末也。诗曰：德遒如毛。毛犹有伦，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，至矣！
《论语》
《论语》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。孔子（前551年—前479年），名丘，字仲尼，春秋时鲁国陬邑（今山东曲阜）人。儒家学派创始人，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，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。《论语》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，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。
注音全译论语—内文《论语》涉及哲学、政治、经济，教育、文艺等诸多方面，内容非常丰富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。在表达上，《论语》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，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。在编排上，《论语》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，每一条就是一章，集章为篇，篇、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，只是大致归类，并有重复章节出现。到汉代时，有《鲁论语》（20篇）、《齐论语》（22篇）、《古文论语》（21篇）三种《论语》版本流传。
注音全译论语东汉末年，郑玄以《鲁论语》为底本，参考《齐论语》和《古文论语》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，并加以注释。郑玄的注本流传后，《齐论语》和《古文论语》便逐渐亡佚了。以后各代注释《论语》的版本主要有：三国时魏国何晏《论语集解》，南北朝梁代皇侃《论语义疏》，宋代邢晏《论语注疏》、朱熹《论语集注》，清代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等。宋代赵普有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之说，可见论语的贡献很大。
《孟子》
《孟子》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。孟子（约前372-前289年），名轲，字子舆，战国中期邹国（今山东邹城东南人），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。是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，孔子学说的继承者。和孔子一样，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、齐、宋、鲁、滕、薛等国，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。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，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，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，“序《诗》《书》，述仲尼之意，作《孟子》七篇。”（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）赵岐在《孟子题辞》中把《孟子》与《论语》相比，认为《孟子》是“拟圣而作”。所以，尽管《汉书·艺文志》仅仅把《孟子》放在诸子略中，视为子书，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“经书”的'“传”书了。
汉文帝把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尔雅》各置博士，便叫“传记博士”。到五代后蜀时，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，其中包括了《孟子》，这可能是《孟子》列入“经书”的开始。到南宋孝宗时，朱熹编《四书》列入了《孟子》，正式把《孟子》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。元、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，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。
两汉以后学五经，两宋以后学四书。半部论语打天下，半部论语治天下。
二、五经
四书五经（节选）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易》、《春秋》，合称“五经”。五经是儒家作为研究基础的古代五本经典书籍的合称，相传它们都经过儒家创始人之一的孔子的编辑或修改。
儒家本有六经，即《诗经》，《尚书》，《仪礼》，《乐经》，《春秋》，《周易》。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，据说经秦火一炬，《乐经》从此失传，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共七经；到唐时，《春秋》分为“三传”，即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，《礼经》分为“三礼”，即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，再增补《尔雅》构成十二经；宋时加《孟子》，后有宋刻《十三经注疏》传世。“十三经”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，就传统观念而言，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谓之“经”，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属于《春秋经》之“传”，《礼记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均为“记”，《尔雅》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。后来的五经是指：《易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。
《诗经》
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，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。原称“诗”或“诗三百”，汉代儒生始称《诗经》。现存的《诗经》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，所以又叫“毛诗”。《诗经》是中国韵文的源头，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。它形式多样：史诗、讽刺诗、叙事诗、恋歌、战歌、颂歌、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。它内容丰富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如劳动与爱情、战争与徭役、压迫与反抗、风俗与婚姻、祭祖与宴会，甚至天象、 地貌、动物、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。可以说，《诗经》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。而 《诗经》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。
据说《诗经》中的诗，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。按所配乐曲的性质，可分成风、雅、颂类。“风”包括周南、召南、邶风、鄘风、卫风、王风、齐风、魏风、唐风、秦风、陈风、桧风、曹风、豳风组成，称为十五国风，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，共160篇。“雅”包括小雅和大雅，共105篇。 “雅”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，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。“颂”包括周颂、鲁颂和商颂，共40篇。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。一般来说，来自民间的歌谣，生动活泼，而宫廷贵族的诗作，相形见绌，诗味不多。
《诗经》在先秦称《诗》，或《诗三百》，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。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（原三百十一篇），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。“古者《诗》三千余篇，及于孔子，去其重……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，据传为孔子编定。《诗》分“风”、“雅”、“颂”三部分，“风”为土风歌谣，“雅”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，“颂”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。《诗经》还有“赋”、“比”、“兴”这三个修辞手法。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，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喜欢诗词的朋友，相信都有读过。
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。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。先秦称为《诗》，或取其整数称《诗三百》。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，始称《诗经》，并沿用至今。
诗经关于《诗经》的编集，汉代有两种说法：①行人采诗说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：“古有采诗之官，王者所以观风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 。”《诗经》305 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和诗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，而它包括的时间长、地域广，在古代交通不便、语言互异的情况下，如果不是经过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，要产生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是不可想象的。因而采诗说是可信的。②孔子删诗说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：“古者诗三千余篇，及至孔子去其重，取可施于礼义……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。”唐代孔颖达、宋代朱熹、明代朱彝尊、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。《诗经》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，此时孔子尚未出生；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乐，鲁乐工为他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《诗经》基本相同，说明那时已有了一部《诗》，此时孔子年仅 8 岁 。 因此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删诗说不可信 。 但根据《论语》中孔子所说：“吾自卫返鲁，然后乐正，雅、颂各得其所，”可知孔子确曾为《诗》正过乐。只不过至春秋后期新声兴起，古乐失传，《诗三百》便只有歌诗流传下来 ，成为今之所见的诗歌总集。
《诗经》所录，均为曾经入乐的歌词。《诗经》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来划分的 ，分为风 、 雅、颂三类。①风。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，多为民间的歌谣。《风》诗是从周南、召南、邶、鄘、卫、王、郑、齐、魏、唐、秦、陈、桧、曹、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 。共160篇 。大部分是民歌 。②雅 。即朝廷之乐，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 ，大部分为贵族的作品， 即所谓正声雅乐 。《雅》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《大雅》31篇，《小雅》74篇，共105篇 。除《小雅》中有少量民歌外。
《尚书》
《尚书》意为“上古之书”，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。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，下至东周（春秋中期），约1500多年。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，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称孔子“序《书传》，上纪唐虞之际，下至秦缪，编次其事”，相传为孔子编定。《尚书》有两种传本，一种是《今文尚书》，一种是《古文尚书》，现通行的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。古时称赞人“饱读诗书”，“诗书”便是分别指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。春秋战国时称《书》，到了汉代，才改称《尚书》。儒家尊之为经典，故又称《书经》。2008年7月，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，总数约2500枚。经专家鉴定，其内容全部都是古书，其中有许多经、史一类的文献。此次公布的清华简中，《傅说之命》三篇引发关注，其内容与东晋时期出现的伪古文《尚书》的《说命》篇完全不同，再次证明，传世的伪古文《尚书》系后人伪作。
《尚书》据说原有一百篇，秦代焚书后（也可能是项羽火烧咸阳造成流失，亦或秦二世之后战乱流失。虽然始皇的法治与“诗书”中的“王道”治国有偏差，以始皇的明睿不可能做毁灭文化之暴举，咸阳应存有“诗书”的正本，所谓“焚书坑儒”不过是政治需要，雷声大雨点小。不能望文生义为“焚掉所有书籍，坑杀所有儒生”。历史有待验证，此处不可偏信偏听，特此注解），汉初仅搜集到二十九篇，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，称今文《尚书》。汉武帝时，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《尚书》，比今文《尚书》多十六篇，称为古文《尚书》，这十六篇不久亡佚。晋人伪造古文《尚书》二十五篇，又从今文《尚书》中析出数篇，连同原有的今文 《尚书》共为五十八篇，也称古文《尚书》。《十三经注疏》中的《尚书》，就是经过晋人手术的这种古文《尚书》。
《尚书》包括虞、夏、商、周书。《虞书》、《夏书》非虞夏时所作，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传闻编写的假托之作。 《商书》是殷王朝史官所记的誓、命、训、诰，其中《汤誓》按时代说应为最早的作品，但这篇文章语言流畅，可能经过后人的润色。《盘庚》三篇古奥难读，较多地保留了原貌。《尚书》是我国古老的文章汇编。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，所用语言同秦汉时的古汉语已有很大不同，加以年代久远，传写讹误，十分艰涩难读。古代的另一种学术造假行为叫伪托。这类伪托之作和今日之学术造假不同，这类作者只求作品传世，既不求名也不求利。而且虽然是伪托之作，往往不乏学术价值，有些甚至是极其重要的文献。《禹贡》是我国现存最古史书《尚书》中的一篇。以前的学者都以为《禹贡》为夏朝史官甚至是大禹本人的著述，现在早已为学界所否定。上世纪30年代，顾颉刚提出了《禹贡》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观点。其中最有意思
的一个证据是：《禹贡》中提到一条河“菏”，菏指菏水，是公元前483年吴王夫差为与晋争霸而开凿的一条运河。即此一点就可以断定《禹贡》作于公元前483年之后。
《周礼》
《周礼》亦称《周官》或《周官经》，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。儒家把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作为六经。孔子收徒讲学时，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。不过，孔子所讲授的礼、乐和旧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礼、乐已有很大的区别。他认为，《乐》教，可以使人“广博易良”；《礼》教，可以使人“恭俭庄敬” （见《礼记·经解》）。孔子还说过：“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在孔子看来，不学礼，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。因此，必须“立于礼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。
《周礼》为何人所作，何时产物？历来也是有争论的。古文经学家认为，它是周公旦所作。今文经学家认为，它出于战国，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。近人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，参证该书中的政治、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，多数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。也有人认为，《周礼》成于汉初。
书影礼所包括的范围很广，从国家的典章制度，直至个人的行为准则。我们所能见到的礼书，有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和《礼记》。《周礼》是讲周朝官制的，《仪礼》是讲各种典礼节仪的（如冠、婚、丧、祭等具体仪式），《礼记》是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《礼经》的记录，内容有关礼的性质、意义和作用。东汉学者郑玄分别给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作了注解之后，才有了“三礼”这一名称。“三礼”都与孔子礼的思想有关，但只有《仪礼》（17篇）是由孔子整理编订的。 《周礼》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，添附儒家政治理想，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。由于我国早在夏、商、周时就进入了奴隶社会，而周为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，所以《周礼》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，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记录。全书6篇，即《天官冢宰》、《地官司徒》、《春官宗伯》、《夏官司马》、《秋官司寇》、《冬官司空》，各篇分为上下卷，共12卷。这6篇中的《冬官司空》早佚，到汉时补以《考工记》。
《周礼》一书，东汉郑玄撰有《周礼注》，唐朝贾公彦作《周礼正义》，清代孙诒让也撰有《周礼正义》，这些注释对后人研究《周礼》提供了参考资料。 周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天子，他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。 辅助周王的大官，相传有太师、太傅和太保三公。成王时，周公为师，召公为保。“相王室以尹天下”。周公的儿子伯禽，也当过周王的师保。在令尊、令彝铭文中，周王命他“尹三事四方，受卿事寮”。“三事”是三种官职的总称，即政务官、事务官和地方官。“四方”是指四方诸侯和方国部落。“卿事寮”是指周朝政府中的大小官僚。 在周王及其师保之下，朝廷中最高的官职是卿士，即太宰、太宗、太史、太祝、太士、太卜，合称六卿。六卿经常在周王的左右。三左是太史、太祝、太卜；三右是太宰、太宗、太士。他们在朝廷中分立于周王的两侧，协助周王处理政务。 周王朝，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，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事务有密切的关系。太祝就是最大的祭祀官，周公儿子伯禽也曾任过太祝。太卜是管卜筮的，处于人神之间的媒介地位。 太士也是神职官吏。太史这一职位，就是商代以来的作册，周初毕公高曾任过太史，称为“作册毕公”。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务总管。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谱系，也是重要的职务。 六卿还有许多僚属，各有专职，所以总称为卿事寮。除六卿之外，周朝还设有五官：司徒、司马、司空、司土、司寇。
《周礼》还包含着古代宗教、经济政策、哲学与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，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，兼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。
《易经》
《易经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中，被誉为诸经之首，三玄之一。《易经》包含《周易》，就是各种变化，孔子定为五经之一，计有24070字，分本经和大传两部分。本经包括八卦、重卦、卦辞、为易有主体，故称为经；大传包括上彖、下彖二、上象三、下象四、上系五、下系六、文言七、说卦八、序卦九、杂卦十，此十者合称十翼。十翼为阐明易经而作，故曰传，它是用八卦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为结构框架，把中华民族在太古时代摸索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，用抽象的符号记录下来，进一步以阴阳变化之道来分析，说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，通过卜卦来启示天道，地道，人道的变化规律。
《易经》是我国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，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，被誉为“群经之首，大道之源”。在古代是帝王之学，政治家、军事家、商家的必修之术；它也是中医之子向更高层次学习的门槛。如果从本质上来讲，《易经》是一本“卜筮”之书。“卜筮”就是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，而《易经》便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理论的书。《周易》也称作是《易经》，被誉为是“群经之首，大道之源”。是中国古文化典籍中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。
《麟经》
孔子所著《春秋》一书本名《麟经》，相传孔子编纂此书时，有一猎户背一奇形怪兽请教孔子所猎者为何物，孔子见状大惊曰：麒麟本是太平兽，缘何生来不逢时。自此便停著《春秋》，三年后孔子亡故。后人以此典故称孔子所著《春秋》为《麟经》，奉为四书五经之一。
之所以以“春秋”一词命名史书，而非“冬夏”，是因五行学说中，“春秋”之位相应“东西”二方，东为木、西为金，金木为篆，故可标禀历史；金木为实，故可以史为鉴。有此缘故，故名“春秋”。而“冬夏”二季相应为“水火”，是阴阳变化之极，变化不定，故此不以此立说，亦不称物为“南北”也。
《春秋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，后来仅有鲁国的《春秋》传世，便成为专称。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《春秋》，相传经过孔子整理、修订，赋予特殊的意义，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。 《春秋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，它以鲁国十二公为序，起自鲁隐公元年（前722），迄于鲁哀公十四年（前481）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。它是纲目式的记载，文句极简短，几乎没有描写的成分。但它的语言表达，具有谨严精炼的特点，反映了文字技巧的进步。 《春秋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“春秋笔法”。相传孔子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评判，并选择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之意，因此《春秋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“微言大义”的经典，是定名分、制法度的范本。并且，在史书和文学作品的写作上，也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。史学家从中领悟到修史应该有严格而明确的倾向性，文学家往往体会了遣词造句力求简洁而义蕴深刻。当然，刻意求深，也难免造成文意晦涩的弊病。
《礼记》
《礼记》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《仪礼》的文章选集，“《礼记》只是解《仪礼》”（《朱子语类·卷八十七》），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。《礼记》虽只是解说《仪礼》之书，但由于涉及面广，其影响乃超出了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。《礼记》有两种传本，一种是戴德所编，有85篇，今存40篇，称《大戴礼记》；另一种，也便是我们所见的《礼记》，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，称《小戴礼记》。
《春秋》
《春秋》是鲁国的编年史，经过了孔子的修订。就因文字过于简质，后人不易理解，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,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，称之为“传”。其中左丘明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公羊暠《春秋公羊传》，谷梁赤《春秋谷梁传》合称《春秋三传》列入儒家经典。
《公羊传》与《谷梁传》是为解春秋之笔法，释《麟经》之精妙，但于《麟经》并无后续纪年。《左传》 也称《左氏春秋》、《春秋古文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。是孔子所著《麟经》之续，同为鲁国编年体史书，故与《麟经》并列。《史记》称作者为春秋时期左丘明，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，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（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官所写）。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，鲁史策书，诸侯国史等。记事基本以《春秋》鲁十二公为次序，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、会盟、征伐、婚丧、篡弑等，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。《左传》本不是儒家经典，但自从它立于学官，后来又附在《春秋》之后，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。
《乐经》
于战国时期失传。传说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被焚毁。
